2021年年初，國際形勢表面上看似有所緩和。美國總統拜登執政后中美緊張關系有所扭轉，新冠疫苗推開接種意味著全球人流、物流可能很快“解禁”，全球經濟、貿易、投資等各項指標復蘇之勢明顯，未來圖景似乎一片光明。對未來樂觀，不是壞事，但從中長期外部環境看，未來形勢不會回到想象中那般“順風順水”，反而有可能遇到許多不可測的“逆勢逆流”。

　　2月23日，在黎巴嫩南部納巴提耶省馬家友鎮布拉特村，中外醫療分隊演練轉移重癥新冠患者

　　“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越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了最接近的時刻，越是要提醒國人，面對國家崛起的外部環境，須審慎穩健，持底線思維，攻艱克難，奮勇向前。

　　“逆風逆水”新變量

　　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比人類近現代化以來任何大國崛起所經歷的外部條件都更為復雜、困難和多元。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的空前關注，數字時代大國競爭的白熱化與國家安全的脆弱性等，都在以連環套、共振型的方式構成中國崛起的外部“逆勢”。

　　第一，中國是近代工業化以來全世界唯一一個不得不顧忌生態變量的全球級崛起大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人類對氣候變化空前關注，使得哈佛大學教授沃茲曼所說的這個“從地獄來的問題”，變為諸多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枷鎖，也成了影響中國崛起的新外部變量。這與早期工業化進程中的西方國家所面臨的世界迥然不同。

　　2015年，《巴黎協定》締約方達成全球性共識，要把21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以內，并努力控制在1.5℃以內。這意味著全世界要迅速、全方位地實現能源與發展大轉型，包括但不限于2030年前全球煤炭消費減少2/3以上，2050年前停止使用煤炭發電，同時可再生能源供電比例提高到85%。世界已探明的采儲量40%以上的天然氣、50%的石油與80%以上的煤炭將永久地留在地殼中。這對煤炭耗能比重長期占60%左右、電量需求連年高速上漲的中國來講，無疑是從未有過之大國崛起的外部約束。

　　對中國的約束在于，不僅是高效完成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所承諾的中國“2020年目標”，還要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宏偉目標。中國當前仍處于國際產業價值鏈中低端，產品單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外部生態約束無疑會加大中國發展轉型的難度與壓力。

　　第二，中國是500多年來唯一一個非西方文明圈的全球級崛起大國。無論是大航海時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還是工業革命時期崛起的英國、法國、德國，抑或是20世紀崛起的美國、日本、蘇聯，本質上都是同質文明內的國力位次與權力份額之爭，對外殖民或侵搶他國時，往往保持著勾連與分贓之態。無論是清末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還是合力瓜分非洲，都具有西方“內爭外合”本質的典型例證。

　　當前，西方發達國家面對國際格局“東升西降”表現出空前的焦慮與敏感心態，一些強國對中國崛起“羨慕、嫉妒、恨”，打著“規則”旗號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很容易形成壓制中國崛起的共識。加之數字時代萬物互聯，各類外部金融風險傳導加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脆弱性與重塑預期，邊境領土爭端不斷，極端勢力活躍，以“卡脖子”為目的的科技“脫鉤”與數字壓制等不斷上演，當下的中國面對的外部安全和發展環境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復雜。

　　第三，中國是世界史上唯一一個承諾和平發展的全球級崛起大國。無論是數十年前中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諾永遠不爭霸，還是近年來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抑或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醫療物資、疫苗等國際公共產品方面全力援助他國，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彰顯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性與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中國不拷貝過往他國靠戰爭、沖突、殖民崛起之路，也不會走建立不平等金融、貿易、經濟體系剝削他國之路。中國外交主張和平、合作、共贏，是基于大國興衰史的慘痛教訓，也是源于數十年來自身開放發展的有效經驗。但中國無法擺脫外部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借題發揮，試圖給中國套上過高的道德緊箍，扣上種種子虛烏有的帽子。中國稍加反駁，又被西方媒體戴上“戰狼外交”的新帽子。

　　西方制造出種種輿論壓力，意味著中國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道路上，與他國比拼的，不只是國際關系理論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實力、工業能力、軍事國防、科學技術，還被強加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楷模之爭、合作之爭、紅利之爭、良治之爭。中國對外交往不得不比歷史上其他大國做得更講規范、更重方式、更能共贏、更有示范性。

　　對“逆風逆水”的未來局勢預判，折射了中國崛起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掣肘因素更多，潛藏風險也更加不確定。但誠如人生旅途，走得累往往是因為在走上坡路，中國面對“逆風逆水”，正在“逆境”成長。

　　警惕七大風險

　　近年來，中國加速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但中央區往往也是風暴眼。回顧大國史，那些曾在世界舞臺中央的大國，肯定是國際聚光燈下的受矚目者，同樣也是與矛盾、風險、利益糾葛最多的策源國。在相繼成為全球最大制造業國家、最大貨物貿易國家、最大消費市場之后，中國極可能在未來若干年里躍升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但前所未有的各類風險也將隨之而至。

　　一是美國壓制加劇。拜登執政后，中美關系短期形勢有所緩和，但拜登明確以“戰略耐心”為說辭，將中國視為最大競爭者，將特朗普對華政治遺產視為新一輪對華博弈的籌碼。而且，美國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消極看法前所未有，兩黨對華遏制策略空前一致，拜登政府內一些少壯派官員對華“鷹派”架勢明顯，科技壓制、貿易“脫鉤”、人權挑釁、主權干預仍將是美國對華慣用手段。中美關系緊張將是較長時間內的常態。

　　二是軍事安全困境。美國對中國邊海抵近偵察與軍事騷擾之勢未減，將中國軍力困于第一島鏈的戰略企圖未變。“臺獨”勢力“挾洋自重”，邊境爭端難以息止，中國在臺海、南海、邊疆卷入軍事沖突的風險概率加大，加之數字時代軍事科技更新迭代節奏加快，一些境外極端勢力也盯上中國，中國不得不面對由多方因素造成的“誘戰”“耗戰”“混戰”疊加的安全困境。

　　三是大國責任陷阱。西方長期以來對異質文明存在偏見與傲慢，近年來常借氣候變化、生態環境、人權標準、債權陷阱等議題，炒作中國“大國責任”，尤其是拿一些中國企業走出去借題發揮，以雙重標準評判，試圖利用西方話語霸權，掌控“中國是否負責”的評判權，抹黑“一帶一路”倡議，扭曲中國戰略意圖，轉移國際輿論注意力，推卸本國應有責任，以此加大中國發展成本，遲滯中國崛起速度。

　　四是經濟下行壓力。近年來，智能科技創新突破陷入瓶頸，發達經濟體老齡化趨勢明顯，國際需求將長期低迷，貿易與投資欲望不足，全球增長動能乏力，年均增長率不斷下降。在未來，中國經濟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擁有外部經濟全球化的紅利，相反，中國經濟不得不擔當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與科技研發投入的引擎，不僅須滿足國內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須為世界發展創造更多中國紅利。

　　五是跨國投資風險。中國對外投資規模、范圍與深度正不斷擴大，截至2019年年底，中國境外企業已超過4.4萬家，分布在全球188個國家和地區，境外資產總額7.2萬億美元，其中60%以上集中在租賃商務、建筑制造、采礦能源、交通基建、批發零售業等“重資產”，這些行業存量大、周期長、套現難、風險系數高，很容易成為所在地極端勢力、仇華勢力、不法勢力的沖擊目標。稍有不慎，就可能血本無歸，甚至搭上性命。

　　六是海外公民威脅。近年來，半年以上的海外學習、務工、就業的中國國籍人口據估計已超過500萬。中國年均境外旅游人數已超過1.5億人次，且深度游、偏遠地區游的人數在增加。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公民在海外遭遇偷竊、搶劫、綁架、恐襲的事件明顯增多。外交部全球領保與服務電話12308現在日均人工接進海外中國公民各類求助電話1100通，可以預見，未來海外人身安全保護仍將是中國捍衛國家利益的重中之重。

　　七是外部風險倒灌。各類新型傳染病全球蔓延，跨國犯罪猖獗難控，資本市場波動頻繁，匯率戰、貨幣戰變相打響，數字赤字在各個行業與領域風險凸顯，增長與分配、公平和效率之間的社會矛盾在多國此起彼伏，反全球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極端主義、恐怖主義與分裂主義在中國周邊徘徊，外部風險只要一瞄到時機，便有可能倒灌回國內，破壞中國和平發展的進程。

　　“干中學”，適應“逆風”崛起

　　幾千年的中華民族史從未像今天這樣與世界廣泛交融，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在國家崛起進程中牽扯如此之多的外部頭緒。決策層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的戰略判斷，決不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慌與懼怕，更不是對長久以來的發展積累、當前經濟社會繁榮的否定與懊惱，相反，是評估現實境況與未來走勢的客觀冷靜與實事求是，更是面對外部風險與潛藏危機時的坦然與自信。

　　從歷史經驗看，應深刻感受到，任何大國崛起的進程都不可能一帆風順，而是要經歷驚濤駭浪式的波折。以美國為例，19世紀以來，美國經歷了內戰、金融風暴、經濟蕭條、總統暗殺、種族沖突、社會分裂、生態惡化、世界大戰、軍事結盟、國際談判、海外戰爭、人質營救、恐怖襲擊等多重內外部挑戰，其中有一些困難中國也可能會遇到，需要冷靜對待、努力克服。

　　從現實邏輯看，須客觀認識到，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所能借助的外部紅利正在變少。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外部環境時常出現干擾中國發展的障礙，但從經濟全球化與國際流動性產生的外部需求紅利、發達國家對外產業轉移產生的投資紅利、西方領銜信息革命產生的科研成本紅利等幾個因素看，40多年來中國外部環境整體上還算“順風順水”。這些“順勢”仍在部分延續，但形成發展牽引力的比重在下降，甚至產生逆轉，這是不爭的事實。

　　從未來局勢看，要做好心理準備，國家崛起本身就是持久戰，克服外部不利環境的關鍵是內部不斷發展。大國國運是一條單行線，從英國、蘇聯、日本等盛極而衰的下行教訓看，中國只能逆風而上。更重要的是，外部“逆風逆水”本身就是倒逼內部改革與轉型的壓力。只有居安思危，精準剖析，外部“逆風逆水”才可能成為內部改革“借勢而為”、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準確認識外部環境的“逆風逆水”，才能學會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正確認識大勢。觀大勢方可謀全局，針對變化了的外部環境，只要深入研判調查、科學決策，主動求變應變，善于把問題想得更廣一些，風險想得更嚴重一些，防范想得更周全一些，積極作為，下先手棋，就定能為中國崛起打好主動仗，為開創更新、更好的民族復興局面開好局。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2021年3月10日出版的《環球》雜志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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