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穩定經濟社會運行重點工作，明確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

　　新型基礎設施，是相對于以往鐵路、公路、機場等傳統基礎設施而言的，涉及5G網絡、數據中心等多個領域，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一段時間以來，多個省份也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新基建”項目。這些項目的推出，推動了“新基建”概念的“走紅”。

　　“新基建”有啥不一樣

　　近一段時間以來，“新基建”備受資本市場熱捧。事實上，中央對于“新基建”的謀劃布局早已展開。

　　2018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2019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著眼國家長遠發展，加強戰略性、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

　　各省份近期陸續發布了今年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其中，5G智能裝備、人工智能等項目成為引領新一輪投資的亮點。例如，多個省份在各自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推進5G通信網絡建設”列入2020年重點工作。

　　“過去的基礎設施投資主要集中在鐵路、公路、機場等領域，這些投資規模大、周期長，短期刺激作用明顯，但是投資回報相對慢一些。而‘新基建’與高新技術發展緊密相連，是發展信息化、智能化、數字化的重要載體，也是創造與滿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說。

　　李佐軍告訴記者，受國內外復雜因素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國經濟的下行壓力在加大。發揮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關鍵作用，不可能再用過去依靠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辦法，必須要有新的思路和舉措。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經濟要加快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不斷壯大新興產業，打造經濟發展新動能，離不開信息化、智能化、數字化的強力支撐。這也是中央和地方加快部署“新基建”的重要原因。

　　“總的來看，推進‘新基建’，不僅有助于穩增長、穩就業，還能釋放經濟增長潛力，促進新產業新領域發展，提升長期競爭力。”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分析，“新基建”的重點是加強戰略性、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領域基建投資力度，這將有力支持結構轉型和產業提升，促進新業態、新產業、新服務發展。

　　在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看來，“新基建”的價值不僅在“建”，更在“用”。與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相比，“新基建”不僅可以有效優化供給能力，也能夠進一步引導和滿足消費升級。

　　“新基建”不是“強刺激”

　　根據相關機構測算，2020年，我國5G投資規模將近3000億元、特高壓投資規模超600億元、軌道交通投資規模在5000億元左右、充電樁投資規模100億元、數據中心投資規模約1000億元、人工智能投資規模約350億元。

　　更重要的是，“新基建”領域的投資剛剛“破題”，未來仍然蘊藏著巨大的拓展空間。有業內人士擔心，“新基建”是不是“強刺激”？

　　事實上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目前，我國GDP總量已經逼近100萬億元，內需特別是消費對于穩定經濟運行的“壓艙石”作用更加明顯。如此龐大的經濟總量，單靠投資拉動和刺激經濟增長已經不切實際，還需要更多依靠消費的持續發力。

　　“經過多年發展，傳統基建的邊際效用和收益遞減。而新型基建以技術創新為底色，既可短期創造就業和增長，也可促進結構轉型升級，帶動經濟的中長期健康發展。”徐洪才說。

　　“傳統基建投資中，存在低水平重復建設的情況。而在新型基礎設施領域，許多地區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加大在這些領域的投資，不僅可以帶動傳統產業轉型發展，還關系到長遠發展。”萬國數據服務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黃偉說。

　　黃偉認為，以數據中心建設為例，數據中心既是“新基建”的重要組成，也是“新基建”發展的核心IT基礎設施，對數字經濟的騰飛起到底層支撐作用，“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許多地區的數據中心缺口將持續擴大。因此，加大在數據中心領域的基建投資，挖掘數字經濟深度、延展數字經濟長度，十分必要”。

　　唐建偉告訴記者，傳統基建投資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導，而“新基建”的投資更多是市場與政府合力推動。隨著民間投資在其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新基建”對于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也將遠大于傳統基建。

　　需創新投融資機制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許多地方政府與企業的資金壓力加大。各地為何對投資“新基建”熱情高漲？

　　重要原因在于，“新基建”瞄準的是未來重要技術進步的領域，是推動未來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動力，孕育著推動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而目前這些新動能發展所依托的基礎設施仍然相對薄弱。

　　專家建議，在推進“新基建”過程中，要更加注重探索投融資機制創新，進一步激發民間投資參與的積極性。

　　“在‘新基建’過程中，要避免一哄而上，要考慮市場需求和本地發展實際，同時，還要根據財力和債務的承受情況循序漸進推進，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債風險。”李佐軍說。

　　唐建偉建議，在“新基建”過程中，一方面要確保建立新機制、擴大新主體，規范基建項目融資行為，嚴控地方債務風險；另一方面，要確保基建投資新區域、新領域，不能大搞基建全面投資，避免形成新的產能過剩或者基建浪費。

　　黃偉建議，在擴大“新基建”中，需要充分調動民營龍頭企業的積極性，充分發揮這些企業的專業能力、創新能力和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在政策層面，建議高度重視數據中心作為支撐新經濟的核心基礎設施作用，并在電力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上給予支持；充分考慮東西部資源需求和供給量差異進行科學布局；制定適應“新基建”的能耗審批和監控等政策。

　　徐洪才建議，政府規劃“新基建”項目，必須要尊重經濟規律，遵循“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原則，鼓勵不同主體運用市場機制，靈活性地開展多種形式合作，探索團隊融合、產品融合、文化融合，在經營機制上進行創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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